初诊客户流失的三种应对方法，都做对了吗？

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

文化事业，多看不出实利，而其利较之常人所见之眼前实利，乃大过千百倍而无限。西洋俗谚：哲学烤不出面包。

纵观西方历史，可见到基督教初兴时怎样被排斥，受压迫，到中世纪又怎样排斥邪教，压迫异教徒，以及后来的宗教战争。急功近利当然为世俗所轻，纵使是急近功而图实利，也应从另一方面着手，所谓以义为利，然后有得。……这便是古人治学的实验态度，无妨下笨拙的功夫，也正是有益的。介乎儒释之间的熊十力，也偏重儒学了，后下还大论张江陵。倘识字而后，便教以粗浅的宋明儒者之学，即教以如何做人，似乎也甚重要。

现今许多不合时宜的事物，我们只合将其保存给后人，毁之可惜。即是拣选其不与时代精神尤其是科学方法相违的，视其对今世以及后世有何裨益，将其采纳，表扬，或存置，搁下。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出现许多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些变化称之为中国的近代性。

只有建立起良知作为存在感应的意义，良知在情感意义上的价值感应才是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庶民社会的个体是现代意义上的孤绝的个体。他笼统地以后十六世纪问题来命名他的问题意识，指的是1500年以后，在所谓现代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不同地区，都面临着一些大致相同的问题——简要说来，是人类社会普遍遭遇一次人、商品、货币的活跃流动带来的新问题。这个承担不仅关乎自己痛痒的，而且须臾不能忘——这叫真切。

流民运动带来了某种自组织色彩的流民社会，在工商业集中的市镇就成为市民社会，而在山区屯种的流民等则逐渐形成移民社会。作为存在的感应，是无和有之间的感应关系，不是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在我们情感之间的价值感应，而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是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存在的感应关系，个体与世界通过存在的感应而具有了同体性，这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本体论基础。

与此同时，晚明社会出现了大批不能入仕的过剩文化人，这些文化人本身也成为市民的一份子。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晚明的庶民社会如何实现礼教再编成的问题。阳明开示了一条道路：由无所开显的孤绝化的虚无个体，实际上是可以包容整个世界的，虚无的个体可以在充实起自我的同时充实起整个世界，有限的个体能够在真实地承担起自己责任的同时承担起世界的责任。当他通过无的工夫放下所有的烦恼念头的时候，与此同时，一个念头真切地凸显出来：这就是思亲的念头。

玉米和甘薯这两种高产作物在16世纪自美洲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北方普遍种植，这促进了明后期人口的迅速增长，而这些暴涨的人口，逐渐成为明中叶以来随着土地兼并而导致的流民的重要来源。第一个节点，是阳明在12岁时经一位异人勉励后对自己的老师说，读书及第并不是第一等事，第一等事是读书做圣贤。庶民社会的形成是晚明历史的主题。因此，中国的学术思想总是从中国之整体或天下之大局出发来面对历史的新挑战，学术思想和政治规划总是具有自身的价值逻辑和政治考量，而不会直接受制于先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阳明从佛教的前提出发，却安立了此世的价值，在佛教的基础之上，而安顿了儒家的价值。虚伪的道德不是道德，只有经由这种真切性，道德的可能性才真正得以建立。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精神地位在于他提出，虽然天命是无常的，可义命是必须要实现的——我们个人所要尽的伦理的、价值的义务是必须要完成的。这些理论方案，在中国现代历史和思想中，其实不断地被以某种方式加以落实。

由此可见，阳明的主体性哲学不是西方式的主体建构方式，不是从我就是我的自我同一性出发建构我思故我在的我。也就是说，孝或者有差等的爱，其实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起点。明代的城镇逐渐具有了更为强烈的商业经济中心意味，开始形成了市民社区。从中可以看出，在顾炎武看来，所谓生员即地方知识分子利用自身特权干预地方政治，已经成为一种左右政令的地方政治势力。进入矿山，成为采矿工人。在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中后期总会有大规模的流民，这基本上成为王朝循环周期律的基本内容。

晚明的社会变化使得程朱学的天理世界观面临一种深刻的挑战——这一挑战来自社会的流动性带来的情欲解放及其对原有价值秩序的挑战，是庶民社会的形成对旧的宗法社会秩序的瓦解。无，一方面呈现了人的有限性，但另一方面，却并未导致虚无主义，而是确立了有的整体性意义，开放了有的更大可能性，体无才能创生更大的有。

货币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农民非农民化的趋势。而这种觉悟，恰恰使个人有能力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整体性把握。

对此，顾炎武完全持批评态度，主张废天下之生员。原有的社会秩序和价值秩序再无法安顿个体生命并赋予其意义，义命和天命之间的矛盾便再次凸显。

从工夫论的角度讲，它是工夫的起点。这正是阳明学作为中国近代哲学开端的意义。晚明士人阶层自我意识的深刻变化，我们可以从 江南士大夫问题中一窥端倪。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说是晚明时代的一个新人——一个在庶民社会的文化氛围中出现的个体，而这样的个体却最终成长为一位圣贤。

良知的发现，是在个体有限性的现代精神基础上，重建中国传统价值原理的努力。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曾提出了一个从世界史视野理解明清历史转折的问题框架。

这使他顿悟到思亲的本性是与生俱来而无法否定的。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

这种要求或愿望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江南地区大多数阶层的利益。所谓无中生有，就是在对人生有了整体意识的同时，承担起对整体人生的责任。

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治的发展始终要比社会的发展慢半拍，这是由天下政治的格局决定的：天下包含着不同质、不平均，包含着地域发展的不均衡以及文化的多元。[2] 李洵:《下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进入专题： 阳明学 。阳明学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一方面，它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表达，另一方面，它也尝试提供了一套解决这个时代所面临问题的方案，希望能够塑造一种新的主体状态和伦理生活，创生成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与政治形态。

如果说无是否定世界的虚无的力量，那么思亲情感的凸显，表明体无并非断灭，而是用有，是无中生有，通过无建立起来的恰恰是有，是生而不是死。他在静坐中，有两个念头不能破除：一个是思祖母的念头，一个是思父亲的念头。

在晚明的时代问题中，佛道二教无的工夫，可以说是很能适应个体的孤绝化情境的，佛道二教成为表达个体有限性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成为解脱有限性的重要途径。与吏胥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吏者。

我将这一问题概括为庶民社会的礼教再编成问题。不过，佛教只能用一个惩罚性的来世约束此在的人生，而良知不依赖天理，不依赖上帝，从个体有限性内部去发现价值创造的根源。